玫瑰和玫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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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an 25, 20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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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因此想到波伏娃那句「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，而是成为女人的」。影片中并没有谁责备母亲，即使夫妻恶语相向，丈夫也并没有在儿女陪伴这个事情上攻击妻子。但妻子自发地产生了自责，然后自责转化为向外的愤怒。她把社会对「好母亲」的要求内化为了对自己的主动要求，但是谁规定女人必须是家庭的主要责任人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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玫瑰一号是一部电影。
这周想要看部喜剧片，豆瓣上翻翻挑了一部英国电影，中文名叫《玫瑰》。剧情很简单，也比较老套。夫妻二人，丈夫是有才华的建筑师，妻子是有才华的厨师。从英国来到美国生活，丈夫做建筑，妻子开着一家门可罗雀的餐厅。夫妻二人的事业运势在一个极端暴风天发生扭转，因为暴风雨，丈夫设计的地标博物馆塌了，他的职业声誉遭到重创，因此丢了工作；也因为暴风雨，许多人躲进妻子的餐厅，其中有一位本地有名的美食家，妻子做的食物得到了美食家的认可和推荐，餐厅一下火了。于是夫妻二人商量，丈夫先在家休息一段时间负责照顾两个孩子，妻子则全力投入事业负责养家。家庭角色调转之后，两人的关系也开始失衡，「玫瑰之战一触即发」，最后不可收拾，到了要致对方于死地的地步。
男性失去社会身份后感受到失权是很典型的现象，即使影片中这位丈夫其实很好地照顾了两个孩子，他熟知孩子们的一切事情，每天的日程，运动计划，申请学校，甚至女儿的初潮都告诉了父亲而没有跟母亲说——但父亲心中仍有巨大的挫败感。这不意外，让我意外的是母亲的愤怒。她的事业蒸蒸日上，她结识了名人，成为名人，开出了更多餐厅，赚了很多钱。但她仍然愤怒——是的，不是伤心，是愤怒——因为她缺席了儿女的成长，她不再像他们小时候那样熟知孩子们的一切，而儿女们有事也习惯告诉父亲而不是母亲。
如果性转一下，这位母亲就像传统家庭中的父亲，甚至好过许多传统的父亲。在忙碌的工作间隙中，她会见缝插针地去亲近孩子。比如晚上回来带着自己做的甜品给儿女，跟他们聊聊天，从后来的情节也可以看到孩子们跟母亲并没有疏离，他们仍能亲亲热热地说话、玩笑。但母亲仍然觉得自己在家庭中失权了，并因此愤怒。而传统家庭中的父亲，似乎很少会觉得这样的状态有什么不妥。
我因此想到波伏娃那句「女人不是生而为女人，而是成为女人的」。影片中并没有谁责备母亲，即使夫妻恶语相向，丈夫也并没有在儿女陪伴这个事情上攻击妻子。但妻子自发地产生了自责，然后自责转化为向外的愤怒。她把社会对「好母亲」的要求内化为了对自己的主动要求，但是谁规定女人必须是家庭的主要责任人呢？
最近为了解商代的女将军妇好，读了一些关于商代制度的书。发现一些推翻我过往认知的史料。首先，女将军在商朝并不像在后世历史中这样稀罕，商朝的贵族女性，尤其是王妇或城邑之主的配偶，在需要的时候都会带兵去打仗。她们也不像花木兰一样是不得已「替爷征」，而是本就为臣属的一员，在制定军事战略时是理所当然要被计入的统领。其次，在商朝，没有制度化的官僚体系，也没有明确的男女分工，商王以下的所有贵族不分男女随机分配任务。「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」，这两件事女性都可以参与。贵族女性如妇好有自己管辖的城邑，她并不住在所谓王的后宫「相夫教子」。及至周代，为了加强君权和父权，礼制才慢慢形成，女性的公共参与权开始收缩，并在后来的各朝各代中不断收窄，且被加诸各项女德，最后形成所谓「传统」，所谓「女性应该有的样子」。
规训是被构建的，没有什么原本如此，理所当然。权利是被夺走的，也可以再争回来。
玫瑰二号是一个访谈。本周小范围引起讨论的陈鲁豫采访章小蕙的视频，有人称赞采访的得体，有人称赞章小姐不败年龄的风度和美丽，对更多年轻一代的观众可能是重新认识章小蕙的过往，也有人聊起她曾经的专栏，说，她虽然接受的西式教育，但中文写作却呈现了民国遗风，也许是家传。我重新打开了章小姐的公众号，aroseisaroseisarose，玫瑰是玫瑰。
几年前章小姐因为用文艺复兴的艺术介绍彩妆盘而翻红时，我好奇去看了她的公众号。比起彩妆，我更乐意读读她的文字。早期她应该仍在报纸上写专栏，或是发的旧文，每一篇公众号文章下面都贴着一张该文刊印在香港报纸上的截图，很是老派。章小姐每篇文章都不长，介绍她喜爱的物品、时装、美食等，大量英文人名、品牌名穿插其中，读起来非常顺畅，有一气呵成之感。不过与民国遗风无关，到的确很像我认知中八九十年代香港纸媒专栏风格。
我当然没有读过什么香港纸媒，对港式专栏的印象来自一本书，《穿Kenzo的女人》，这是一本专栏合集，发表于1977年至1984年的《号外》杂志。十多年前，朋友A离开香港，把这本书留给了朋友B，又一年，朋友B出国，书又转给我。那时的我刚毕业踏入社会，摩拳擦掌要大干一番事业，读这本书只觉无聊和嫌弃，主角钱玛丽每日碎碎念的除了买衫就是勾男，吃喝玩乐，纸醉金迷。「这文风简直如我初中日记！」一边嫌弃，一边又对作者的语言感到新鲜。我拿到的书是繁体中文版，行文中杂糅大量粤语用字和英文，完全符合我们对香港的印象，用现在的话说，这文字仿佛自带语音，带人一秒走上香港中环。因着这点语言的趣味，于是我没扔掉书，随手塞进了书柜。
几年后我才知道，作者钱玛丽是个笔名，而且是「男扮女装」的笔名，其人邓小宇，男，《号外》创办者之一。心中惊叹：一个男人竟然这么懂得女人心思！
又过十年。前些年打包一些书寄回老家，整理时翻出这本书，又随手读了几页。经过十年的社会磨砺，再读这本书，除却那些依然买不起或不舍得买的时装物品，仿佛在读自己的生活，生活在光鲜亮丽的大城市，有一份还算不错的收入，周末跟女朋友在精致的餐厅吃饭喝酒，吐槽甲方、同事或男人。当初期待自己有更大的格局或成就，其实也没有。
写这篇文章时，我从网上找来电子版。意外发现，钱玛丽的年龄与我初次读这本书的年龄相当，而我在比她大近十岁后才找到自己与她的共鸣。书中铺天盖地几乎占据一半文字的品牌名、物质、时装，似乎也构筑起了那个时代的氛围，光鲜、精致、讲究……装腔，随手翻开一页，就看到两个近年去世的时装大师名。仔细回想，我对物质的关注和认知，基本也集中在上个十年。读时装书，去了解品牌，追求「品位」这回事。那些年出现的书中，似乎也充满了物的痕迹，朱天文在《巫言》里写了一位帽子小姐，我的记忆中她面目模糊，总在不停地购物。《世纪末的华丽》里，朱天文把各种色彩、气味、衣料材质一股脑儿地扑面砸来，堆出了我印象中华丽迷离的城市图景。还有黎坚慧写《时装时刻》，跨度也在1987至2007之间。就像鲁豫和章小蕙的对谈中，也总是提及「那个时代」- 那个时代，时装品牌都还在创始人手中，由他们亲自做设计。那个时代，出门前花很多时间做妆发、从头到脚一丝不苟、颈上手上珠宝全都要缀上，是日常。
访谈最后，章小姐笑盈盈地说，你看，我今天的妆造已经是最精简了。鲁豫一时噎住，也笑了：「跟你九十年代相比。」